翻譯的研究方法是很危險的，以今譯古和以外譯中具有同樣的危險性。

——王力《漢語史稿》（重排本）406頁

看到這句話，忍不住有所發揮，胡亂地寫一些感想。

深有同感，我以為任何兩種語言，都不可能完全契合。從歷時的角度來說，可能現代漢語與古代漢語也不能完全逐字翻譯。但究竟是因為漢語發展歷時太久從而產生“代溝”，還是因為五四聲勢浩大的廢除文言文運動從而造成斷層呢？或者兼而有之？蛐資質愚鈍，還應該多看些資料才敢下結論。不過，不管怎么說，作為後人（不肖的後人），我們面對幾千年前祖先鐫刻在金石上的文字，能夠暢順自如地閱讀，這是一件幸運並且讓我們深感自豪的事情。

不管是歷時還是共時，語言之間的契合（或者說是翻譯），都涉及到思維，所以語言具有時代性，和地域性，離開了時間和語境，語言應當會發生或多或少的質變。我甚至認為，嚴格意義上來說，“桌子”和"desk”都是不完全契合的。

舉個例子，大連話中，有副詞“嗷嗷”，造句：

1.他跑得嗷嗷快。

2.他成績嗷嗷好。

3.他嗷嗷地跑了。

4.他學習起來嗷嗷地。

1、2句中的“嗷嗷”，有“相當地”之意；

3句中的“嗷嗷”，有“拼命地”之意；

4句中的“嗷嗷”，雖有“拼命地”之意，但語法上卻是不合的。

由這幾個義項組成的含義無比豐富有趣的“嗷嗷”，無法在普通話中找到一個可以完全吻合又沒有多餘義項的詞。而第四項，恐怕連符合這個義項的語法形式都沒有。

我個人是非常不贊成翻譯文言的，我認為作為輔助閱讀，僅在生僻字下作注解，即可，與古人作注疏類似。讀古文應當和孩童學說話一樣，沒有翻譯的媒介，只是在一個豐富的語境中不斷強化，不斷細化，歸納並且演繹。在這裡舉一個《語言學綱要》（葉蜚聲、徐通鏘 北京大學出版社）裡面的例子：孩子看到小貓，媽媽指著小貓，教孩子，這是“小貓”；當孩子看到小狗，指著小狗叫小貓的時候，媽媽會糾正，這是“小狗”，這時候孩子就會在腦海里記住小貓和小狗的區別性特徵，從而分清小貓，和小狗。就如學習外語，拿著字典學習，和把自己放在語境中學習，效果是截然不同的；而拿著英英字典學習，和拿著英漢字典學習，效果也是不同的。——翻譯可能破壞深層的，暗藏語境的語義。這不僅是從方法角度來講，更是從保護、發展傳統語文的角度來講——將文言翻譯成現代好安於，再來理解，必將導致我們和祖先關係的生疏，因為語言是思維的載體。

我們知道，古漢語中，疑問句和否定句中，代詞作賓語時，賓語是要前置的。當然，這是從現代漢語的角度來說的，古人恐怕不認為這是相對於正常語序的一種“前置”。一般的文言教學會提醒學生或讀者注意在理解時調整語序，我覺得這完全是畫蛇添足，無形中在讀者與文言之間建立一層隔膜。賓語前置句的結構有的餓成為一種凝固的形式保留在現代漢語當中，比如“何以”，“何以”就是“以何”，但我們在使用時誰也不會先想到“以何”，然後前置一下賓語，然後說出“何以”，是不是？所以說么，語言應當直接反應思維，當你說一門語言時需要先在腦海裡翻譯，那么只能說還沒有完全融入說這個語言的群體，還有一層隔膜。而我們，若與老祖宗有隔膜，未免讓人寒心，當然，年代久遠的，隔膜也不可避免。

所以我認為，理解文言，我們不應當去試圖掌握翻譯它的技巧，而應當掌握用它來思維的技巧。

就像學習游泳，我無數次以游泳比喻學習語言。無論學習多少游泳的理論知識，我覺得用處都不大，不如直接扔到水裡嗆幾口水來得直接。水是有生命的，你應當主動和它親近，它才會認識你，把你托起來。語言也有生命，因為它反映思維；人天生會游泳，就像人天生會學習語言。

“書讀百遍，其義自現”，是有道理的。

當然，這并非說我反對理論研究和歸納，但學習一種語言和研究一門語言是兩碼事。

愈發是客觀存在，但我們要學習的，是思維方法。

這於是又涉及到文化問題了，漢語發展所反映出的文化現象，是很有意思的，思維、語言和文化，三者之間微妙的默契的聯繫，值得深入探討。（枕邊的申小龍老師的《漢語與中國文化》，我是作為考研參考書目買來的，還未來得及看）

寫下這篇筆記，下午躺在床上將《漢語與中國文化》的引言看了，愈發崇拜申小龍老師了。我的想法凌亂且缺乏理據性，字裡行間還有些江湖氣，倒是申小龍老師在引言中的觀點，尖銳且一針見血。

不過很高興的是，我的不成熟的觀點，到底是和申小龍老師是一致的。

申小龍老師指出，“如果說西方語言的句子是一種物理空間體，那么漢語句子是一種心理時間流。”

同時指出，面對強勢的西方語言學理論，矯枉必須過正。

今天心情很好，因為第一，樓下的丁香花開得蓊鬱，香氣醉人；第二，今天讀書收穫頗豐；第三，翹了語文教學技藝課自己躲在自習室里自習，一杯立頓綠茶一盒真果粒牛奶和兩塊旺旺鮮貝；第三，聽說韃教授生病了，慶！乾杯！

昨天跑一千六，結果是今天我有一次高位截癱，但愿這是最後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