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提前半年注册了在日本的比赛，但出发前一周才买机票。机票本身没有贵多少，我只是因为工作心情烦乱。我照例是去朋友黄庭威家里睡他的防潮垫，上飞机前给他带了他喜欢吃的咸蛋黄鱼皮。他住处没有变，我下了飞机坐地铁轻车熟路找到他家，他家里陈设也没有变，墙上挂着出去露营用的包，厨房里堆着做点心用的工具，房间里有给点心拍照用的灯——不过他很久没做点心了。他在东京制果学校学洋果子，但毕业后做了码农。

到他家已入夜，我拿出去年比赛前买了放他家里的体重秤称了一下重，计算了一下到明天比赛前要脱去的水分。然后他躺床上我躺地上，一年没见，两人在黑暗中聊了一会，都睡了。第二天一早从芝浦到千叶去比赛，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地铁，过去又等了一个小时开始我的比赛，第一轮我就输了下场：在六分钟内我失去了本次来日本的意义。但我并没有很难过。最近要难过沮丧挣扎的事情太多，相比之下第三年输掉本来我不应该输掉的比赛简直是沧海一粟。

当然我也没有借口，教练离开？没有练有道服的环境？降重脱水消耗体力？工作太烦乱没有心力训练？没有任何借口，输了就输了，没有训练， 逃避备赛，连降重都很仓促，赛前一个礼拜还有3公斤的差距，最后脱水脱得很难看。

我从赛场上下来就飞快地换了衣服逃离体育场逃离千叶，坐上地铁回到东京，我的朋友们都还没打完我就已经到芝浦了。黄庭威还在家里工作，还没下班。我在坐在地上叫饿，吵着要去银座吃我最喜欢的一间鳗鱼饭。我确实应该叫饿，为了脱水降重我两天没吃饭。我不得不承认这是我打过的最糟糕的一场比赛——没有训练，没有备赛，没有计划，饿到眼冒金星。

黄庭威在和excel表格作斗争，在电话上开会，他耐心地忍受了我半小时的哀嚎，到6点关上电脑我俩去了银座，周五傍晚街上都是被工作熨到松散的人群。我俩穿过人群，如愿吃上等了一年的鳗鱼饭，不过换了一间店，吃了白的配饭，然后吃了红的配饭，最后还剩小半碗加上茶变成茶泡饭，吃到干干净净。

我俩聊的东西还是和去年差不多，但是工作更累，老板更傻逼，但也有开心的时候，吃得很开心，玩得也开心。他去滑雪、登山露营。我也去爬山露营，但东南亚的山和日本的山不一样，他喜爱开车上山，带炉子帐篷露营，而我告诉他在东南亚爬山要做好全身上下没有一块干的，又脏又臭的准备，但山脚下都有洗澡冲凉的地方。我们又提起上海的我们都喜欢的已经关门的法餐店，外滩的卢布松，一阵唏嘘。我一度宣称我只要生活在有卢布松的城市，然而我从有卢布松的上海去了没有卢布松的新加坡，而我去后，上海的卢布松也关门了。他问我要不要去东京的卢布松逛逛，我每年来东京他都问我去不去，他曾经的梦想也是从东京制果学校毕业后去卢布松工作。我想了想说，蒜了。

我告诉他来日本前我的精工手表丢了，这次想来看看要不要买个新的。被我弄丢的那个手表不贵，前几年来日本打比赛的时候买的，但是很爱惜，还打算这次来日本简单维护一下，校一下时，检查一下防水圈什么的。黄庭威说，那这几天我们去看看吧。但我心里并不抱什么希望，因为丢掉的那个是限量版，我在网上找了很久也没找到。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坐新干线去了仙台。几个月前我在网上查看音乐剧《猫》，发现自己错过了他们全球巡演在广州的演出，但是日本有自己的演出，我在日本比赛的时间正好在他们演出时间里。

我看到演出场馆里有东京两个汉字我就以为在东京呢。放到谷歌地图里一查发现过去开车要4小时，怎么回事，我定睛一看发现那在仙台，场馆是以东京电子冠名的而已。不由失笑，但也还是让黄庭威帮我买了演出票，订了新干线。为了拉上他和我一起去，我买下了当次演出最后一张票赠他。他想了想，正好去看看鲁迅上课的地方吧。

我们第二天一早起床乘新干线去了东北，我好像迫不及待要逃离自己在东京的一败涂地，又遗憾又充满期待。我很久没有搭火车了，两人在车站买了便当在路上吃，两个小时的车程，会在福岛停一次。车窗外是很熟悉的日本的山林田野。我很久没有回温带了。树的不同的颜色和不同季节的食物，都让我感觉到亲切。

毛豆是仙台的特产，我和黄庭威下了火车以后，走在去剧院的路上，黄庭威和我说。他之前来过一次，说这里有许许多多匪夷所思的用毛豆做的食物。我们路过琳琅的特产店，毛豆kit kat和毛豆格力高高调摆在店门口自不必说，还有毛豆大福、毛豆酱、毛豆饼干，茶饮店还有毛豆拿铁、毛豆奶昔、毛豆冰淇淋。看起来悚然但是我还是觉得亲切，新加坡人对毛豆的概念主要是日本料理店里的佐餐，并不知它也是中国人夏季的应季时蔬。

我和他讲起新加坡的种种，黄庭威也觉得新奇，他有飞行恐惧，多年没有出过日本，上一次出日本还是covid之前回上海。他是南汇人，丝瓜、毛豆、8424西瓜，他都是懂的。我在covid期间的一个冬天落地新加坡，在超市看到西瓜很惊奇，每天都吃，唯恐它某天突然下市，吃了整整一年才顿悟在热带西瓜每天都有。新加坡的朋友知道我爱吃西瓜，问我为什么这么执着，我给他们说，上海有一个西瓜品种叫8424，是世界上最好吃的西瓜。六七月它们上市，浑圆，刀轻轻碰上去就炸开，肉红籽黑，又脆又甜。

8424大部分产在南汇，黄庭威是南汇人，他的网名就叫东京8424，头像是一个西瓜。所以我和他说这些，不消多说，他都是懂的。几天后我们在东京银座闲逛，看到日本产的西瓜，两人相视一笑，说一会儿折返的时候买一杯切好的西瓜尝尝，不过后来也忘了这事。

仙台是个小城，下了新干线出来坐地铁不多久就到剧院。然而从车站到剧院，一路上都是《猫》的海报。东电剧场不算是个很大的剧院，和金沙差不多，门面很朴素，但是挤满了来看戏的人。验票后进了剧场发现舞台布置一直延伸到观众席，墙上小灯明灭，仿佛猫眼闪烁，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自己像坐在宫崎骏的动画里。

现场没有见到字幕板，我心里嘀咕，上海的剧院上演外语剧都有字幕板，日本怎么没有？日本观众的英语基础也不会比上海更好。然而演员一开口我才发现小丑是我自己——这是日语的。我恍然大悟，怪不得日本的巡演在《猫》的官网上是独立的剧团。事后我搜索了《猫》的引进，才知道创作了日语版《猫》的四季剧团声名显赫，历史可以追溯到二战后，而日语版的《猫》创作于1983年。

虽然不会日语，但还是可以听出歌词和英语版不尽相同。我只听过音乐，没有看过现场，并不知道有过哪些改动，但是演到海盗那一段，毫无疑问可以看出那是日式的妆造和布景。西区的剧和日语的唱词，西方的妆造和日式的布景杂糅，竟然一点也不违和，反倒演出了明治维新的风格。

这剧实在太符合日本人的精神状态了，疯癫又忧伤，我坐在花团锦簇的观众席上，看猫们又唱又跳，一时间觉得幸运，阴差阳错看到了日语的版本，唱了一会我脑子里的英语原版就被洗掉。

听到《Memory》的时候，眼泪终于不停地流下来。这首歌里无尽的悲意是我在《日落大道》里听到过相同的，对往昔繁华的眷恋和今日落寞的不甘。没想到几十年前Andrew Webber已经表达过，好像涉过一条时间的河，发现上游还是那个很疲惫很苍老的自己。这些年我常常困惑，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接受自己的平庸和狼狈，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坦然地生活，还是应该惋惜因为自己碌碌无为而错过了很多奇崛的风景，在一切结束之前拼搏一把？

演出结束我和黄庭威慢慢走到东北大学去，路上没有什么人，我们依旧是一路走一路聊。我们是很多年的朋友了，都客居在异乡，每年就见这么一次，我们都还一样：保留来自上海的记忆，被当下城市写入新的信息，各自被工签捆缚，每年都变老一些。我告诉他我申请PR被拒两次为保工签被迫高压工作，他在犹豫是不是要跳过遥遥无期的PR直接入籍但又舍不得自己的310。

他还在读书的时候和我说在便利店打工被客户刁难，多年后毕业了再去找他，晚上照例是躺在防潮垫上听他说，给你说个恐怖故事，往常这个点我都还没下班。

再往后我们也都不再说这些了，他的房间里还摆着拍点心用的柔光罩，他喜爱做洋果子，我每次来日本他都会做马卡龙给我吃。他的梦想是毕业后在东京的卢布松工作。后来当然是没有，他做了码农，我再来找他的时候他在家办公，对着一大张excel表格自言自语。但下了班带我去银座，路过琳琅的点心店，他还是兴致盎然，给我说他最近去过的店吃过的点心——但他很久不再自己做了。我们又说起卢布松还在上海的时候，说起外滩那家店的三明治，很少有人知道卢布松的外滩店有非常昂贵但非常好吃的三明治，但黄庭威知道的，点头说和牛三明治是上海三明治的天花板。我心里有些安慰，上海失去的卢布松在东京还是有人记得，我骑着车从南京西路到外滩兴冲冲只为买一个好吃的三明治的时光也被以另一种形式留存。

这是周末的傍晚，小城仙台街上并没有很多人，我们就慢慢地走到东北大学，在鲁迅教室前逡巡了一会——黄庭威说他几年前来过仙台，但是从没去过鲁迅的教室看过，很不幸这次来鲁迅教室也并不开放。但也没关系，我们就一路走一路聊，走到仙台城迹，伊达政宗高大的雕像前面，在淡淡的夕阳下面在杉木林里走，周遭没有什么人，温带特有的沁凉让我觉得熟悉和安慰。我们走着走着，走到了鲁迅的纪念木碑，那是1960年建的木碑，许广平参与过立碑仪式，长者也来献过花。没想到这里也有碑，我们两个中国人在木碑前驻足了一会，有点感慨，没有看到鲁迅教室，倒是遇到了纪念碑。

回去的路上我又絮絮叨叨说起自己丢失的手表。最近我特别倒霉，我说，我的工作很不顺利，交通卡连着丢了两张，最后我很喜欢的手表也丢了。

那是我两年前在日本买的手表，那次比赛我也输了，虽然哭得很伤心但还是去吃了喜欢吃的牛肉，去买了手表。我不是一个喜欢买物品的人，手表都是卡西欧、精工这样便宜耐用的，但那个手表的确是一个安慰。那个手表陪我上下班，去野外玩，弄得脏兮兮的，擦一擦转眼又锃亮，皮表带依旧柔韧。黄庭威给我看他的精工表，说陪我去逛逛表店，看能不能再找到那个限量款。结果当然是找不到的，不过我俩在琳琅的表店里逛了半天，心情好了不少，感觉也不是非得有个一样的手表来弥补。

距离回东京的火车发车还早，我们又去户外用品店里逛了逛，买了出去爬山用的包和鞋子。看到野营用的炊具、登山的鞋子，我们忍不住又开心了起来，嘻嘻哈哈地把每个牌子都看了一遍，最后各买了心仪的商品，用我的护照退税，心满意足抱走。

利用发车前的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在附近吃了牛舌饭。黄庭威不爱吃牛舌，尤其是厚切牛舌，说就像在和牛舌吻。但是这里是仙台，牛舌和毛豆一样是特产。我把不情愿的黄庭威拉到就近的牛舌专门店，指望店里有别的什么牛肉打发他，结果菜单从头翻到尾都是牛舌，就差没有牛舌奶昔了。为考虑他的感受我点了两盘薄切牛舌两人一个开开心心一个不情不愿地吃了。此行去仙台不过大半天，听了音乐剧，拜访了鲁迅木碑，在仙台城迹俯瞰了仙台，买了一堆毛豆食品，吃了牛舌，买了喜欢的户外用品，没买喜欢的手表——每一分钟都用上，很完美，当然最棒的是和朋友一起，我喜欢的他也喜欢，除了牛舌。

年长之后我回头看，朋友的定义和幼年的我对朋友的定义有所差别——相识多年的朋友常常最早是不经意认识，也从未非常亲密，并不知道十几年后依然保持联系，即便隔很远，非常孤独的时候仍旧能适时出现在生活中，给到安慰。

我们回到东京已是深夜，从地铁站步行回家，到楼下便利店买了奶油布丁回去吃。在东京这几天我们每天都出去很晚回，回去都要在便利店买非常好吃的奶油布丁，两人回去一人一杯在等下一边吃一边聊，吃完才睡。黄庭威说这是他目前在日本找到的最好吃的布丁，我说，就日本便利店的这水平，如果我在日本生活，大概会胖到150斤。

所以新加坡便利店有什么好吃的没有？黄庭威问。你来了就知道了，我说。他想了想说，蒜了。他恐飞，2019年covid开始后到现在他再没出过日本。他每天和他妈妈视频，最近妈妈频繁催他回家看望南汇的祖父母，他才开始纠结。回去看看吧，我说，也就两三小时，实在不行买片安眠药把自己弄睡过去。我每次鼓起勇气想买票了，黄庭威说，天上就有飞机掉下来——我们说话的当儿，印度航空的飞机刚掉下来没多久。

然而我们都怀念南汇的西瓜，离开了外滩的卢布松，贯贯吉的羊肉，东海的海鲜。第二天离开东京之前，照例是由黄庭威带着，找了个拉面馆吃拉面。这些年每年去东京，吃拉面成了我和黄庭威的一个传统节目。他知我爱吃豚骨汤拉面，他爱吃酱油拉面。

我俩坐在逼仄的拉面店里，和往常一样，面对操作台，看着小哥在蒸腾的热气里煮面切叉烧，这是我的休假终点，我俩在东京这么几天，闲话聊了一箩筐，此刻安心享受有些倦怠的安宁。我的确没有把此行当成是为了比赛去的，我深知我的工作生活一地鸡毛，这一年没怎么训练，并不指望比赛能赢，就算赢了也不指望它能疗愈我什么，输了就输了吧，我住在朋友家，我看到了很好的音乐剧，吃了全日本最好吃的布丁。回去后依然要面对很多艰难和胶着，但是我在这个时间的泡泡里暂时还是安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