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婆长年累月地唠叨我，我在身边时唠叨我，我不在身边时和我妈我姨娘们唠叨我，最终我记住了两条她只和我说过一次的：

要听丈夫的话；买来大蒜用开水浇一下，就耐贮不会发芽了。

记住不代表照做，只是我带着她的先天基因和传授的后天知识孤身一人在这个动荡的世界里探索时，常常会想起。

我和我妈我姨娘都继承了阿婆的卷发，卷发让我不用花钱就可以拥有美丽的发型，小时候我看阿婆抹桂花油，我和小伙伴在家里偷偷把油倒出来玩，后来又装了水放回去；此外继承的还有不知疲倦的体能，只是不知疲倦的操劳到了我这里变成不知疲倦的折腾。阿婆是这片土地上我见过的亿万吃苦耐劳的中国妇女之典型，她和我说她小时候，梳麻花辫，去人家家里做工，因为吃得太多常被东家嫌。我能够想象她那时候的情景，一定力大无穷，一个顶俩，像我现在这样，高兴的时候做俯卧撑比男的多，吃的也比男的多。但她那时候是为了生活。

我小时候跟着外婆长大，几乎没见她停过，一直在干活，小时候在明火灶边生火做饭，搬到楼房了在阳台生蜂窝煤，厨房阳台端着东西来来回回。我妈常骂我和我奶奶一个样，坐不住，总要往外跑。但我总怀疑我体内那股不愿闲着的劲头是遗传的阿婆。我长大后在大城市里常常见到类似的中老年妇女，面露苍老和疲色，但穿着尽可能整饬，背着挎着大包，一家家问需不需要帮工，或者在各处高楼饭店端盘子、拖地、洗碗……我因和阿婆以及和阿婆类似的妇女一起生活长大因而对这个群体充满了同情，年长后我也没什么高消费的欲望，更多时候希望和她们站在一起而获得内心的坦然和安宁。即便长大后我逐渐逼近一个可怖的现实就是连我在内的我们其实都是耗材，只不过我们是更强壮耐用一些的耗材。

阿婆不会写字，她帮大姨看杂货店，有姓马的赊账买了一包烟，她用桌上圆珠笔在墙上歪歪扭扭画了一个大圆，旁边簇拥几个小圆，看得出是很努力才让它们凑在一起的，一边自己笑出眼泪一边和我们说这是她画的马：这是马身子，这是马头，马腿。

阿婆不识字，但是她很努力地看赞美诗，背赞美诗。她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遇到不认识或者不记得的就问上小学的我，我也不知道她是用什么样的方法记下来的，但不识字的她背完了一整本赞美诗，她的赞美诗用紫红色灯芯绒布仔仔细细地包着，用数根缎带做书签，翻了一遍又一遍。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不识字，她对读书人充满敬畏，对去学校学习的理解就是识字、认字。我小学时候短暂地拥有过一道杠，没多久就因为忘带作业本被老师揪下了胳膊上的一道杠。当晚还不知道我被撤掉一道杠的外婆从城隍庙（合肥的小商品集散地）回来，神神秘秘招呼我过去，她打开赞美诗翻到最后一页，赫然露出一个非常漂亮的绣了金边的一道杠，比班级里发的塑料片好看太多。我笑得很勉强，没有告诉她我被撤职了。往后的很多时间里我想到这件事都觉得很难过，痛恨不听我声辩揪下我一道杠的老师。

阿婆的前半生非常辛苦，和她众多同事、姐妹一样，一生都在劳作，与劳作留下的关节疼痛作伴，她们讨论疼痛的处理，膏、药、宗教，等等，她们对痛苦有惊人的忍耐，她用丝袜塞了布料做成小长枕搁在床上垫腰，我从小就熟悉，却从未意识到那个东西叫做疼痛。我能忍痛，但不愿和疼痛作伴，这是我和阿婆的不同。

我有次问她是什么时候开始信教的，她说82年左右，那时候我连液体都不是，可能还在上辈子鬼混。我有记忆的时候阿婆的房间里就挂着耶稣向耶和华祷告的像，阿婆说我们都是耶稣的羔羊。我很小的时候阿婆带我去教堂，高高低低的台阶上跪满了像我阿婆这样的穷苦人，聚集在耶稣脚下，赞美诗的吟唱中充满了对苦难命运的哭诉和幻化成感激的谅解。阿婆常和我们讲述耶稣如何悬崖边救羔羊，如何被钉上十字架，叙说时仿佛在说隔壁邻居，充满了同情和悲伤。她也用同样的同情叙说过解放前隔壁邻居被陷害，被国民党抓去用铳处决的事，她说邻居的媳妇到处求情，膝盖跪烂头磕烂了也没能救下。因此她也一直对新中国心怀感激。

阿婆是一个有同情心的人，对耶稣她心怀的除了敬畏还有和她一样受苦受难的同情，也许这是为什么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故事能和观音菩萨拯救众生的故事一样在这片土地上得到广泛的共鸣。小时候家里围在一起吃晚饭，有背着婴儿的妇女敲门要饭，阿婆叫她进来坐在凳上，给她盛了一大碗稀饭，妇女问她如何把稀饭熬得粘稠，她又跑去厨房拿了碱赠她。

阿婆伺候丈夫，我的外公，一个拥有稳定薪水并且能时不时从单位带肉回来的国营饭店厨师，养育了一个儿子：我大舅，三个女儿：我大姨我妈我小姨，在合肥三十公里外的镇上还有个儿子——我一直叫他撮镇大舅，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个大舅也是外婆的儿子。撮镇大舅和外婆也一样，不知疲倦地工作，最后生了肺癌，家人瞒他到瞒不住，他知道真相后毫不犹豫拔掉了身上的所有管子，把钱留给了自己一儿一女，留下的还有一套楼房和一副家业。

外婆自己也是不愿麻烦别人的性格，逐渐老去后她不能再劳动，住在大舅家，三个女儿轮番伺候。她极爱清洁，也不愿住医院，不能接受烂屁股（褥疮），三个女儿于是把她每天洗得干干净净。她为此常对自己活太久有怨言，希望上帝快点带走她，不要给大家添麻烦。她不能理解的是她的存在对我们孙辈几个就是最大的意义。

阿婆身边有一子三女，老了之后住在儿子家，三个女儿轮番照顾，大家都尽心尽力，孙辈虽不是大富大贵，但也都安分守己，平平安安，是绝大部分老年人求之不得的晚年。她的四个孙辈中，大舅的儿子，她的长孙，我的表哥，是国企的管理层，生了一子一女，住进大房子；大姨娘的儿子，她的外孙，我的二表哥，自幼身体不佳，经历过手术后就一直陪伴在她身边，信了基督教；小姨娘的儿子，我的表弟，大专毕业后也进了国企做电工，安安稳稳。只有我远在天边，越飞越远，是她牵挂。我是四个孙辈里唯一的女孩，也是跟她长大跟她最亲近，所以她最挂住我，每每我妈去照顾她，就要问我。她年纪越大越爱讲我小时候的事情，说我小时候眼睛圆溜溜一头卷发非常好看，抱出去谁都要问，因而叮嘱我一定要生小孩，生出来的小孩一定好看；说我小时候聪明得很，我爸妈出去开长途一夜未归，她急了要去找我老太太（奶奶的妈妈）问我爸妈，不认得路，叫我带她去找，“好小！才三四岁！我讲你带我去找老太，她就带我坐公交哎，下车抓着我的手就往人里面钻，在街上又钻又转弯，就到老太家了！好聪明！“私下里又常对我妈说，几个孩子里秋石最好看。阿婆毕竟是旧社会走过来，最后的房产都留给孙子，别的积蓄家当，都分给外孙、外孙女，把最亲昵的爱与时光给了她唯一的外孙女。

我们孙辈四人，两个表哥，一个表弟，只有我一个女孩，四个人里我是外婆带大，我大舅常说我是一亩地里只出了一升金豆子。白天我在家门口的野地里玩，外婆在地里或者灶间劳作。牛奶厂旁边的荒地，总有人划一两块种菜，她挑粪水浇菜，弯腰一个个捡虫子。我们家里小时候吃的都是她种出来的菜。吃不完的菜带到菜场卖掉。我很小就会玩秤砣，那是跟在阿婆后面学会的。记忆中菜场有和她差不多的老妇人，叫阿婆叫大姐，弯下腰慈爱地叫我小大姐。大姐是当地对女性的尊称，无论长幼，我年纪小所以她叫我小大姐。

周末我在外面疯玩了一圈坐地铁回去，有外地朋友发消息问我回家了没？那一瞬间我突然茫然，回家？他说的是哪里的家？新加坡？上海？还是合肥？哪个是我的家？

10月我订了11月的机票准备回去看她，10月16日中午收到表弟的消息说阿婆走了，我后来想到那张机票，不想回去了。我常觉得如果每个人都有起点，最终要回到某个时刻，那个时刻可能未必是出生那一刻，也未必是宇宙大爆炸时间开始那一刻，可能是人生中某一刻，平凡无奇的一刻，我的那一刻可能就是小时候，我在外面玩，阿婆在屋里干活。阿婆走了，我在合肥的那个记忆中的家就没有了。我知道，我知道，我爸妈还在，我房子还在，我户口也都还在。但阿婆不在了，善耕种养鸡养鸭的阿婆不在了，我的故园从此荒僻。

逐渐成年之后，我离家愈来愈远，每次回去见阿婆我都很小心地把聚少离多的哀愁卷起来收在深处，假装自己还是当年那个不知事跟在她身后的小孩。阿婆常看我装疯卖傻看到笑出眼泪，一边笑一边拍打我说我怎么还是个小孩样子。大学时候放假回家，我家里在装修，我就睡在阿婆家，和阿婆睡一张床。我白天在外面疯玩，和小时候一样，玩到很晚回家，我摸黑钻到被窝里，把阿婆吵醒了，嘻嘻笑着摸到阿婆凉凉的颧骨，亲一口然后睡去。阿婆白天笑话我多大了还像个小孩。假期结束我要回学校了，在家里收拾行李，阿婆在旁边看，眼睛红红的，见我费劲往包里装牛奶，就翻箱倒柜给我找塑料袋，希望能帮上一点忙，被我妈一顿骂说她瞎忙。

往后的十几年我每次回家见到阿婆，都要亲她硬硬的凉凉的颧骨。近几年每次亲她时都心想，这次不会是最后一次，再过几个月还回来看你。covid期间我拿到新加坡的offer准备离开中国了，临行前我去看她，我和往常一样靠在她身边嘻嘻笑，亲她硬硬的凉凉的颧骨，阿婆执意拄拐走到客厅目送我离开，我眼睁睁看着电梯门关上前阿婆坐在客厅抹眼泪。特殊时期，我们都心知这可能是最后一次见面了，我们都是被人生的际遇抛来抛去的树叶，无法决定过于无常的命运。阿婆是有福气的人，虽然那会儿她已患癌，但仍旧无风无浪地扛过了漫长的丰悾和和解蜂后的失控，等到了我回家。我抱着阿婆亲了又亲，阿婆已98岁，最近已经吃不下固体食物，大舅每天用我给她买的全安素泡牛奶喂她，癌细胞沿着衰老的身体缓缓作用到大脑，她偶尔会糊涂，但依旧爱我很深，捧着我的脸亲了又亲。我没有想到自己还能有再见到她的福气，已无法再向上帝请求更多，只依旧和她嘻嘻笑着，亲她硬硬的凉凉的颧骨，和她躺在一起，感觉到心满意足，尽力把自己的每一个细胞都浸泡在当下的分秒。

解蜂后我回去看了阿婆两次，阿婆从偶尔能去客厅转转逐渐变成只能卧床，所幸儿女们悉心照料，我来看她就扶她坐起来，她身上干干净净的，头发指甲也剪得齐整，即便头发剪短得像小男孩，软软得贴在头皮，我仍旧看得出卷发的曲线，那是我和她共有的基因片段。有赖于我妈我姨娘们每天给她擦洗，她身上没有很多老人有的陈腐气味，闻着倒像一件年久的毛衣，啊，就是她身上穿的这件绿色背心，绿白色塑料扣，我从小就见她穿的。

最后的日子里阿婆因活得太久又使不上劲——自己难受又连累家里人——而经常哀哭，我妈则心疼不希望她受罪，她常说她最希望阿婆是某天睡梦中走掉的，不要太多痛苦。阿婆虽然在去新加坡之前确诊癌症，但好像癌细胞并未给她太多痛苦，她更像是自然衰老死去。半年前我妈觉得阿婆可能撑不过一个月的时候，隔一段时间会和我讲讲阿婆的近况，我表弟偶尔也会给我讲，后来可能情况好一些就没再说，再过了半年突然有一天，毫无征兆地——抑或是有而家人怠于告诉我，这极耗心力——阿婆走了。

表弟给我发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在去的路上，我让表弟到了给我拍一张照片，他给我传的照片中我看见那张熟悉的小床，上面铺着红色缎子，薄薄一层，几乎看不出下面睡着的是我外婆，我大姨、我妈、我小姨跪在旁边，我没有什么感觉。过了几天表弟又给我发了一张照片，那是大舅家客厅，大桌上摆了外婆遗像，前面有供果。看到外婆我看了三十多年的活生生的脸周围被围了一圈黑布，那一刻我非常难接受，第一次有种强烈的我最不想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的感觉。

阿婆去世后家族群里偶尔有人会发一些手机里留着的阿婆的视频，我因而得见九十多岁的阿婆持塑料玩具带她的曾孙女，我表哥的女儿跳舞，那是发自内心的开心。阿婆从旧社会走来，她喜欢大家族热热闹闹，别人避之不及的小孩跑来跑去的尖叫在她看来那是最好的象征符号。我无法将其简单归为繁殖癌什么的，人丁兴旺那是她基因里抵御危险和孤独的东西。年长后她每见到我就催我婚育，我是她几个孙辈里唯一未婚育的，我能理解她的催促，她不能理解我的拒绝，就像她叫我“听丈夫的话”，我就记住而已。外公80多岁去世前，我没怎么见她听他的话，外公不怎么主事，退休后无非是每天吃饭喝一小盅白酒，平时喝茶，外出散步，范围越来越小，直到去世。

外公是饭店厨师，我爷爷奶奶家里以前又是把门面租给饭店的，我们一大家人口味都比较挑，然而过年掌勺一般都是做菜不太好吃的大姨。一个人负责一大家的菜，纵使不好吃，我们也不会说什么。阿婆外公留下来的两道传家菜是蛋饺和糯米圆子。蛋饺用蛋皮裹鲜肉上锅蒸，我小时候并不是很喜欢吃，现在想来并不难做，也没有什么特点，但清淡有营养是真的；糯米圆子是糯米和一点肉沫并别的调料搓成团深炸，一上桌就抢光，厨房里舅妈姨娘手脚不停地炸，都落进家人的肚子里。最后每人都要带一大袋冷冻的回家，后面的几天里或蒸或炸，当早点或者正餐吃。外公走后就由阿婆带着舅妈姨娘们搓圆子。阿婆走后我写下这段话时想起，我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过糯米圆子了。我有些惶恐和困惑，不知道阿婆是以这样的形式消失，我有点难以接受。阿婆不会说普通话，她用合肥话教我讲话，我读书前都只会讲合肥话，妈妈同事家小孩找我玩，一个部队子弟，猜谜给我玩，我答，勺（shuo）子。眉清目秀的小哥哥字正腔圆地纠正我，是勺(shao)子。

我听得懂合肥话，也会讲，但多年不讲，会因被嘲笑它“土”而羞赧。然而，合肥话最早帮我搭建了神经元的连接，帮我连接了世界，就像多级火箭的助推器，我进入小学后它完成使命，交棒给普通话，从我身上剥离。人无法脱离语言思考，事实上也无法脱离语言触摸到真实世界。我小时候的世界是合肥话构成的，而现在只会用普通话或者英语思考的我，和那时的我还是一个我吗？我开始慌张起来，阿婆给我的东西我是不是都在逐渐弄丢而且最终会全部弄丢？

实际上阿婆有太多太多技能，我都没有学或者学会，比如她告诉我大蒜买回来要用开水浇一下防止发芽，她会养鸡和种菜，会生明火灶、煤球炉。我小时候和她一起去商店，玻璃柜台里摆了菜种的样品，她挨个看，最终没有买。她一定用眼睛看就知道，那是不是一颗饱满的种子，能种出喂饱全家的青菜。

阿婆年轻时候一定聪明又能干，和我一样，可是最终还是被带走。这是狗弟走后我一直不明白的东西，自然创造了这么美好的东西为什么还是要重归尘土，意义在哪里？

我妈和她一样也不一样，我妈会打毛衣、会接电路、会修东西、会开杂货店、会卖牛奶；我和她们一样也不一样，我会抓虫子、会做面包、会打架、会上网订机票，去自己想去的地方玩。

想到这里我又有点释然，语言在时间长河中隔一段时间就会面目全非，阿婆的阿婆未必就说一样的合肥话，阿婆的阿婆掌握的也未必是阿婆会的技能，阿婆一定也是习得了适合她的，丢掉了不再被需要的。在漫长的岁月里我这一支基因携带者一定不断地学习新的技能，丢下旧的技能，遗忘才是进化的必需。

阿婆走后的这段时间里，我反反复复进入漫无边际的神游。从未有过地，我在某一刻突然产生一个疯狂的想法，我想延续这段基因。外婆现在有六个孙辈，只有我是外孙女，只有延续了她的线粒体，继承了她的卷发，遗传了她充沛的体力和宏大的胃口，复制了“她”。如果我也离开，那阿婆算是真正意义上从这个世界被擦除了。

我不想阿婆被擦除，我想要有一个女儿，我想给她阿婆的姓。阿婆姓夏，可是我又瞬间意识到，那也不是“她”的姓，是她父亲的，并非来自她的母亲。

我很小很小，还住在平房的时候，有天晚上坐在地上玩，阿婆在桌上和外公吃稀饭。我突然抬头问，阿婆，你的妈妈呢？在我们家那边，问已经死去的人是一种忌讳，小孩子乱问会被长辈打嘴。可是阿婆没有，她仰头笑了起来，说，我妈妈很早就不在了。

那是唯一一次我问及她过去。阿婆带着太多过去的故事和技能离开了，我没有时间去记录。她口中的很早就不在的妈妈，可能和她一样，也有善良的内心、厚密的卷发和在乱世存活的精妙技巧，和她一样胼手胝足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为后代挣下一小段可以向前延展的空间和时间。那是千千万万个普通劳动妇女之一，是社会机器的耗材，微小平凡，却是我心中熠熠生辉的星星。我希望生下女儿，来表达她们的基因，向世界宣告她们来过，可是我却找不到一个真正属于“她”的姓氏来纪念她们。